贺子珍的最后岁月
2017-08-02 10:5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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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子珍的最后岁月

资料图:1936年,毛泽东与贺子珍,拍摄于陕北保安。



1947年,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王稼祥向国内的毛泽东电告了当时正在苏联的贺子珍的情况。并费尽周折将贺子珍从苏联送回祖国。贺子珍在苏联时曾被关进疯人院,遭受了非人的待遇。

贺子珍带着女儿李敏和杨开慧烈士留下的两个儿子毛岸英和毛岸青,回到了阔别多年的祖国,踏上了刚获解放的东北土地。她先在哈尔滨等候通知。结果她失望了。

不久,贺子珍母女俩从哈尔滨去了沈阳,贺子珍曾在东北财委工作过一段时间。为了贺子珍的前途问题,她的妹妹贺怡还专门找过毛泽东。

到了1949年10月,毛泽东和他众多的战友们在北京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然而作为曾经参加井冈山斗争的老战士之一的贺子珍,却不能和毛泽东一起在北京共享这一历史性的胜利。

贺子珍的存在,对江青来说如果无动于衷,反倒不合乎逻辑。毛岸英、毛岸青和李敏被接去北京,而贺子珍却一个人被送往上海,使她长期过着孤独的、几乎与世隔绝的凄凉生活。贺子珍的名字在新中国的历史上被整整抹去了三十五年。为了顾全大局,她别无选择地接受了这一不公平的现实。

时间确实会重新安排历史。

当毛泽东走完了光辉的一生以后,江青由于造孽深重被关进秦城,贺子珍的名字这才出现于光天化日之下。

贺子珍先于毛泽东上井冈山。永新县的第一任妇女部长。工农红军中的第一名女战士。

1978年春,当时参加过井冈山革命斗争的红军将领何长工来到上海,我陪同他去华东医院看望病中的贺子珍。他站在贺子珍的病床前深情地对我说:

“当年我是工农革命军的党代表,后来是红军中的旅长。子珍是我手下唯一的女队长。她可是实实在在的领过兵打过仗的女战士。”

当时红军中的女同志也不少,但真正当过军事指挥员的只有三个人:朱老总的夫人康克清,贺龙的妹妹贺英,还有毛主席的夫人贺子珍。

何长工说完紧握着贺子珍的手动情地问:“子珍,你说是吗?”贺子珍高兴地笑了。她用不太清楚的发音点着头说:“是的!是的!”眼里充盈着激动的泪水。

贺子珍,原名贺自珍,乳名桂圆,1909年出生在永新县城西二十公里万年山下禾木河畔的黄竹岭村。贺子珍的父亲贺焕文本是个前清举人,当过县官,后因一场官司使得家境一蹶不振。贺子珍八岁时随父母迁居永新县城南门,父亲开设了一爿杂货店。贺子珍自幼生得眉清目秀,白嫩的皮肤,鸭蛋形的脸庞,是当时永新城里的“一枝花”。她生性倔强刚毅。那时女子上学的还不多,她顶住了社会舆论,坚决上学读书。1925年正是大革命时期,16岁的贺子珍便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投身于革命事业,和哥哥贺敏学、妹妹贺怡一起,是当时永新革命青年中的“三贺”。北伐军打到永新后,她当了永新县第一任妇女部长。1926年转为中共党员。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贺子珍和她的哥哥贺敏学一起,参与并领导了永新农民暴动后,于1927年8月毅然登上井冈山,投奔王佐、袁文才领导的宁冈农民自卫军。10月,毛泽东在湖南领导了秋收起义后登上井冈山,与王、袁队伍汇合,改编为中国工农革命军(工农红军的前身),贺子珍是这支数以千计的革命队伍中的第一名也是唯一的女战士。可见青春时代的贺子珍就是一个顶天立地的女强人。

陈毅说:“一个贺子珍,我们上海养得起。”看着天安门前的悼念场面,她老泪纵横:“毛主席到底叫江青害死了。”

1949年,贺子珍来到上海,开始在虹口区工作,担任过虹口区委组织部长,当时住在溧阳路一幢公房里。后来一度搬到淮海中路(现空军招待所)他哥哥贺敏学家住。但贺敏学很快就调到福建工作,市委在泰安路给贺子珍找了一幢房子住了一段时间,又搬进湖南路262号,这里是市委招待处所属的一幢花园洋房,她在这里住的时间最长。

贺子珍初来上海时,毛泽东曾对陈毅表示,用他的稿费养活贺子珍。但陈毅回答:“一个贺子珍,我们上海养得起。”

从此贺子珍的一切费用均由上海负担。开始在虹口区时她有工资,后来生病住院,便由上海市委招待处负担,按行政12级的待遇,每月给她二百元生活费。甚至连她一年四季穿的衣服及日常用具都是招待处操办的。

贺子珍是1954年生病开始住进华东医院,医生诊断为精神分裂症,又搬回湖南路住所作进一步治疗。市委组织了由精神病院院长栗宗华、医生严和俊为首的医疗组,专门负责她的病情,还配备了吴丽娟、徐秀芳等几个专门护士。医生经常到湖南路给她治病。据吴丽娟回忆说:“她发起病来很厉害,抓别人的头发也抓自己的头发,而且猛抽烟。”

一个在烽火硝烟中闯过来的巾帼豪杰,没有倒在敌人的子弹下,却垮在自身的精神防线上。她有许多问题想不通。在苏联她遭受非人的待遇,回到祖国后又因江青的阻挠不能进京。她虽然和毛泽东分手了,但她不怨毛泽东,而只悔恨自己。因为1937年冬她因一些生活上的小事和毛泽东闹崩之后,她毅然一个人从延安到了西安八路军办事处,这时毛泽东虽给她发过六封电报劝她回延安,她执意不肯,而去了苏联。她为了这件事而悔恨终生。贺子珍痛恨江青,她清楚地知道是江青的阻挠使她不能去首都北京。贺子珍在上海期间,毛泽东还经常关心她的病情和生活。有一次卫生部长傅连嶂专程来上海,带来了毛泽东的亲笔问候信,并组织对贺子珍的医疗,劝说她相信栗宗华教授能治好她的病。以后毛泽东又经常派人给她送些吃的用的东西。她的女儿李敏也常来上海探望她,每逢春节还陪她一起过年。

在十年浩劫中,原上海市委的领导干部都被打倒了,但市委招待处和华东医院的医护人员仍一如既往地照顾着贺子珍。当时“四人帮”也觉得一个与世无争的贺子珍对他们威胁不大,继续迫害她也无多大意义,所以那一阵贺子珍还算清闲。每年由医生严和俊、护士吴丽娟陪同,夏天去青岛,冬天去广州,春秋天去苏州、杭州。1969年夏天在青岛八大关一幢海滨别墅闲住时,突然林彪的干将黄永胜去了,医生为了避免引起麻烦只好骗她说来了外宾,让她赶快转移到其它地方。

1972年,陈毅去世的消息传到贺子珍的耳里,顿时她的病又一次发作起来。这一年李敏来上海,告诉她北京有个“四人帮”,她又突然发起病来,而且发得很厉害。不吃饭、不睡觉、猛抽烟。她一直在担心毛泽东会受“四人帮”的害。

1976年毛泽东的逝世,对贺子珍的精神是一次重大的打击。她呆呆地坐在电视机旁,听着满城的哀乐,看着天安门前群众悼念毛主席的每一个镜头,她悲痛欲绝,流着眼泪叨念着:“毛主席到底叫江青害死了。”巨大的悲哀、无限的思念,贺子珍无法控制住感情冲击,病魔再一次缠绕着她,她失去了驾驭自己的能力。

直到粉碎“四人帮”,人们把这一喜讯告诉她,贺子珍的精神方重新振作起来,每逢有人去看她,她就笑着对人说“四人帮”被打倒了,她高兴极了。

1976年冬天,贺子珍突患中风,左半身偏瘫,住进华东医院,从此她就再也没有出来。医院组织了由院长王赞舜、内科主任肖文炳、中医主任乔仰先组成的医疗组,专门负责她的治疗工作。她住在南楼有洗澡间的套房里,病室里还特意布置了沙发、地毯、电视机和收音机。医院里上自院长下至护士都很客气地称她为“姨妈”。

这段时期,我正担任上海市委副秘书长,市委和中央办公厅交给我一个特殊任务,委托我负责贺子珍的医疗和照顾她的生活。出于一种特殊的责任感,我每个星期都要到医院去一趟,了解一下她的病情,到病房里和贺子珍聊聊天。但是她那时说话已不太清楚。开始护士徐秀芳给我当翻译;时间久了,她说的话我已能听懂大半。每次去看望她,她都热情地抓住我的手有说有笑,客气地喊我“张秘书长”,而且这几个字说得特别清楚。

1979年6月,全国政协五届二次会议决定,增补贺子珍同志为全国政协委员,我和当时的市委书记王一平一起到医院向她表示祝贺,贺子珍高兴极了。这说明党中央没有忘记贺子珍在革命斗争中曾经作过的贡献。虽然她已经病倒了,不能去参加会议,但也是给她的莫大荣誉和安慰。她坚持要下床接待我们,让护士给她换上崭新的浅灰色上衣,深黑色的裤子,一双新布鞋,坐在病床旁的藤沙发椅上。正在这时市委招待处副处长祝小婉送来一束鲜花,更增添了几分欢乐气氛。当大家向她表示祝贺时,她高兴地直说“谢谢!谢谢!”医院党委书记李存林拿来照相机,给我们大家合照了一张像。之后,贺子珍余兴未减,一定还要我陪她到后花园再照张像。适逢这天天气格外晴朗,贺子珍在花园玩了很久才肯回病房里去。

那双走过万里长征的腿,只能借助着轮椅平生第一次走进梦绕魂牵的京城。梦圆了,她又思念起上海。

1979年秋,贺子珍的身体状况相对稳定了一段时间,她感觉十分良好,便提出要到北京去住段时期,我当即报告市委,市委同意了她的要求。我给当时的中央办公厅主任冯文彬通了电话。不几天中央组织部回电说:中央同意贺子珍同志和市委的意见,已经为贺子珍来北京作了安排。

中央派出的专机早已等候在虹桥机场,贺子珍的梦想即将实现。我一直把她送上专机。市委安排了招待处副处长祝小婉陪同,还有华东医院的医生、护士和护工全班人马同机前往北京。到京后中央安排贺子珍住在301陆军总医院高干病房。她终于平生第一次踏进了几十年来一直梦绕魂牵的首都北京。

刚到北京后没几天,便是9月9日毛泽东逝世三周年。那天她在李敏和医务人员的陪同下坐着轮椅来到毛主席纪念堂,向毛主席坐像献了花圈。临去时陪同人员告诫她见了毛主席遗容不要哭、要克制情绪。但是当她真的到了毛主席遗体旁时,还是忍不住地哭了,自从延安离开毛主席42年之后,以及1959年在庐山和毛主席见面20年之后,她有多少往事激荡在心头啊!她坐着轮椅围着毛主席遗体转了几周,久久不肯离去。

贺子珍在北京301医院期间,邓颖超、康克清、曾志等这些曾经在井冈山一起战斗过的老战友前去医院看望了她。1979年10月,我去北京参加全国第四次文代会,趁此机会我去301医院看望了贺子珍。当我进屋时她正半躺在床上,一见到我,她便热情的一把揽住我的脖子,像小孩子讲悄悄话那样对着我的耳边说:“告诉你张秘书长,我去看望毛主席了,到了毛主席纪念堂,还看了天安门。”她笑得那样天真、那样的开朗。我也为她高兴。大概是到了北京心情舒畅的缘故,才一个多月的时间,她的身体好多了,而且说话也清楚多了。

贺子珍在北京住了一年多时间,后来她说非常想念上海,并向中央提出要回上海。中央组织部向她转达了中央领导同志的意见:“北京和上海,你可以任来任去,常来常往。”1981年5月,中央又派专机,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高登榜陪同回到上海,重新住进华东医院南楼。

1984年3月,贺子珍病情恶化,除中风偏瘫外,出现肝炎、糖尿病、肝功能衰竭等多种并发症,造成持续高温数月不退。市委报告了中央,中央办公厅派专机送来北京301医院、友谊医院几位专家,我请卫生部门组织了上海几位专家,一起在瑞金宾馆召开紧急会议,决定要想尽一切办法进行抢救。她的哥哥贺敏学、女儿李敏、女婿孔令华也都赶来上海。市委决定,不惜一切人力物力和财力抢救贺子珍同志的生命,需要什么药都可以进口,需要什么医生就调什么医生,全体医护人员尽到了最大的努力,终因贺子珍年老体衰,多种并发症一起爆发而抢救无效,于4月初开始病危,4月19日下午5时,贺子珍的心脏停止了跳动,终年75岁。4月25日市委在龙华殡仪馆举行了向贺子珍遗体告别仪式后,她的骨灰由亲属陪同送往北京,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

一个曾经陪伴革命领袖毛泽东生活了多年,为中国的革命事业流血奋战而又受尽人间各种痛苦的杰出女性,走完了她坎坷的人生道路。

贺子珍又回到了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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