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在香港看见“尖沙咀”这样的地名，原名尖山头，这让我想起了家乡的地名中，“咀”和“头”这两个字很常见。

比如东咀、西咀、长咀、短咀，比如蛇山头。

这几年，行走在路上，不同的风景，总是能找到熟悉的角落。无论是名山大川还是都市闹区，看得多了，反而尝不出特别的味道。

倒是家乡的地名，让我想起了很多的趣味。

比如有个地方叫卫东，老百姓口口相称地叫“卫刘”。以前并没有觉得卫东村有什么不同，后来看《姜坝村志》（2017年版）发现，1967年因文化大革命期刘少奇被打倒，“卫刘大队”有保卫刘少奇之嫌，于是“卫刘大队”被迫改名“卫东大队”，意为“保卫毛泽东”。

2017年春节返乡，又听村里人郑月龙说，“卫东大有来历，以前可是驻军的地方。”

卫所制度是明代最主要的军事制度。卫所制度吸取了历史上的屯田经验，是一种寓兵于农、守屯结合的建军制度。明太祖曾深以创设这一军制为荣，他曾夸口说:“吾养兵百万,不费百姓一粒米。”

明代从京师到府州，都设立了卫、所。按照明制，5600名军人为一卫，1120人为一所，120人为一个百户所。自卫指挥使以下军官都是世袭的。卫所军队都有固定的戍所。卫所由朝廷根据各地的防卫、战略需要而设置，或数府一卫，或一府数卫，视各地战略地位之重要与否而定，固定驻屯戍守。

明代姜坝属安庆府管辖，安庆自古战略要地，扼守长江咽喉之地，设卫所在情理之中。黄仁宇先生在《明代的漕运》一书介绍，明代安庆是中国漕运造船业一个中心，运输漕粮的船只由安庆、苏州、九江等地船厂打造。

据生于1948年的周雷霆先生介绍：“卫刘，西北方向是海船(现名海全)，东北是集上，排上都是当年长江沿岸的港口。”

大量的官军驻扎在此，不仅因为东昌具有适合练兵的广阔平坦地形，还因为其地处交通要道,便于派遣和征调，此外，安庆府作为南直隶上江地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卫刘因其位于安庆南岸，便于拱卫。

“卫东还被称为卫上刘，海全往西北就是当年的雁汊，是个大码头，两边有东阳寺和西阳寺，两座大庙据说有几百僧人，这样大的港口驻军是正常的，一些军官在附近成家立业也是情理中事。”周雷霆先生补充说。

据《姜坝村志》记载，卫东村始祖，在明初从江西瓦屑坝迁至卫刘，刘家当时势力强，骑马插标。该村落至今已有500年左右历史。据传，刘村祖上是保卫漕运的官员，旧时长江南岸在八都山，最大的渡口叫雁汊，位于庚口塘后面，东面有海船（后来谐言叫海钳）、排上、集上都在卫刘北面，刘姓祖上是保卫沿江运输的武官，定居当地，故名卫刘。

按理说，军籍来源复杂，应该姓氏较多，为何卫东是聚族而居的村落？

明朝卫所军籍属于都督府，民籍属于户部。卫所军士不受普通行政官吏的管辖，在身份、法律和经济地位上都与民不同，军和民截然分开。民户有一丁被军，他家便永远充军，住在被指定的卫所。所以，卫所不与驻地百姓通婚，在军籍内部通婚。

在卫军士除本身为正军外，其子弟称为余丁或军余，将校的子弟称为舍人。壮丁死亡或老病，便由次丁或余丁替代。如果卫所军士一家已全部死亡，那就必须到原籍勾取族人顶丁。洪武二十一年，为了使卫所军有稳定的数额，开始编造军籍黄册，并规定同赋役黄册一样，每10年编订一次，以防军民户籍的紊乱，军籍世袭，民户一经签派为兵，就永远不能脱籍。军籍成为卫所军士世世代代的枷锁，军士无力挣脱，便以逃亡的方式进行反抗。从卫所制建立之初，逃亡现象即已存在。

有鉴于此，从宣德时期起，明廷每年派出清军御史，分道清理逃军。各卫所也纷纷派人到逃亡军士的原籍勾丁。

明中期以后，各地卫所官军大量逃亡，虽然卫所数量及建置方面已经没有太大的变化，但是实际存在的卫所官军人数与规定数额相差甚远，最终只要少数人留在卫所驻地繁衍生息，而驻地百姓害怕划入军籍，则不愿意与之通婚，因为经过五百年的沿袭，人口没有爆炸式增长，最终成为聚族而居的村落。